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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從會談室掉進田野地
成為人類學徒之前｜掉進陌生之所｜跑田野｜永遠的田野魂

第一章 基隆港的碼頭邊上
清水嫂｜李正德

第二章 彼時，那海洋邊上的少年與壯丁
碼頭上的苦力｜岸上的日與夜：等船｜橋式機底下的工人頭家

第三章 茶店仔裡的阿姨仔
鐵路街仔｜無以言說的渴望｜作為一個男人：gâu

第四章 失格
安靜的驅逐｜掛斷｜孤身工人｜失聲父親

第五章 他們是我們
第一回合：與新自由主義的接連｜「像個男人」與伴文化｜下一回合：掛斷，但新自由主義留了下來｜無以為（男）人與苦難的型態｜他們與我們

後  記 那城裡城外的清水嫂與李正德

 

序

從會談室掉進田野地

　　成為人類學徒之前

　　每當人們稱呼或介紹我為諮商師或心理師時，我總會出現幾秒鐘的停頓。對於這個十多年來一直連結到自己身分的字眼，始終感到陌生。

　　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也許這樣的心態稱不上專業。在心理師法尚未通過、還沒有所謂的執照之前，我這種老派的人進入這樣一份工作的起心動念，很大一部分是想將長長的工作時間投注於某些個人。在一個特意建構的小房間裡，專注於眼前的那人，期盼透過這樣的空間與關係，能牽起眼前那人的手，與他／她從受苦的某處，走到另一個地方。這樣的工作情境想像，並非出於幻想自己有什麼魔方異法，而比較是暗忖著如果自己早先的生命，也曾有人願意如此誠摯且專注地對待，或許吃的苦就不致於太多。

　　隨著時間的累積，加上某種類似「拒絕了就等於棄他人不顧」的固執想法，長年下來，我的工作量一直是負荷過重的，會談時間幾乎填滿每個白晝的每個小時。尤其是這十年來，除了會談，負責訓練和講課的時間也愈來愈多。我總是在下工後，清楚接收到身體因長期過度疲累所發出的訊息。

　　但那段時期，在所有的工作時間裡，我總是一副精神飽滿的模樣。那股活力並非源於自我壓抑或硬撐，也不是來自強力的自我激勵或催眠，而比較是與前面提到的「老派」有關——我總是實心地認為，每當完成一場訓練課程，或在會談室裡道別了一個人，世界上的苦難就應該能減少一點點。

　　掉進陌生之所

　　為了能擠出更多的工作時間，我精算每一天的行程，每年的行事曆上滿是自己徒手畫下的日夜工時。以小時為單位，細細畫出的每日上午、下午及夜間，註明不同的地點、議題與工作對象。伙伴幫我預備的便當，經常是在趕往下一個工作地點的等紅綠燈空檔中胡亂下肚。

　　然而，這樣過了好幾年，需要打開的會談室之門，並未因我的極度勤奮工作而有所減少。世間的苦難看來絲毫沒有退去，會談室的門反倒更頻繁地開開關關。更多的時候，我必須走出會談室，跋涉到六、七十公里外，甚至是更遠山嶺之外的學校、協會、基金會，非預期地看見與聽見許多令我內心激動、最終只能靜默凝視的事。遇見的人從老者到稚童，場景由都會城鎮到山野鄉林，接連會遇的都是苦痛，並且經常牽繫著死亡的氣息。

　　我在自己的故鄉地土上，卻像是進入了陌生之所。愈往外走愈是心急，同時愈加發覺自己渺小到幾乎起不了作用。於是，我再拉長了工時，彷彿只要埋首在眼前，便不用抬頭望見滿山野無止境的瘡痍。以至於到後來的六、七年間，我把自己嵌進了從上午九點到晚上九點的每日工時，每週工作六天半。

　　然而，不安與困惑之感卻愈加巨大，緊緊牽動著我的工作與日常生活。不論是會談或訓練講座，我愈來愈無法專心於工作，難以安坐在溫馨舒適的小房間和乾淨明亮的演講廳裡。我再也無法忍住不去穿過眼前的那個人，往她／他的後頭去追問：這裡和無數的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經年累月移動在不同的地方城鎮與組織機構，表面上接觸了無數的社工伙伴與工作對象，但骨子裡實則獨來獨往且異常孤癖，我不太有可往來討論的友伴，無從得知其他人是否也經歷了相似的不安與困惑。重返學校唸書，便成了當時眼前最土法煉鋼的求解途徑。人類學，這門將自己丟進他人的日常、置身於無知、試圖真實靠近與理解他者的學科，是當我在心似落海時所看見的浮木。

　　之後，我便開始練習硬著心腸婉拒所有新工作的邀約。二○○八年，在所有能暫告段落的工作逐一結束後，我通過筆試與口試，一關叩一關地回到學校。在年近四十時，再次熱切渴望攀得救贖。不同於以往探向內在，這回我需要離開自以為是的熟悉，讓自己掉進眼前那人背後一大片的陌生異地。我盼想抓著人類學的田野，以踏實往外看見世界、回返日常生活去回答：是什麼樣的處境促成催化了生命決意朝向死亡——不論是肉體上或精神上？

　　因而在入學前，我的研究計畫便熱切地緊抓自殺議題，並在之後決定以基隆「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計畫」的受訪對象與訪視員作為田野地和研究社群。但熱切終歸只是熱切，雖然重要，但無法保證結果唾手可得——二○○九年暑期的田野可行性調查並不順利。

　　跑田野

　　原本想進入的田野，基於某些複雜的地方和場域特性，即使我已拿到所有需要的公文證件，仍遲遲過不了守門人那關。因為不甘心也不願交白卷，在暑假過了將近兩週後，我決定離開原本每天守著的公部門與醫療院所，轉身開始將自己丟進當時已在田野地裡結識的朋友中——租屋處的房東、鄰居、攤販、小攤上同桌的客人、他們的朋友、家人、保險經紀人、國中與國小同學、以前和現在的同事……；我發現自己碰到的這群人，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幾乎都脫離不了基隆港。我跟著去他們工作的地方、跟著走他們會走的路、參加他們的工作與私人家庭聚會、聽著或加入他們與朋友家人的談話，以及回答他們對於我的研究、工作及家人的所有好奇疑問。我不去問意義，也不去分析，只是專注地跟隨——試著盡可能聽懂他們說出來的是什麼；把他們去哪些地方、和什麼人一起、說些什麼話、談著什麼樣的事，盡可能地記錄下來。

　　二○○九年暑假結束，我回到學校，在整理零散的各式大小筆記、錄音檔及相片後，驚訝地發現我所結識的這群絕大多數都三十五歲以上的碼頭男性朋友，似乎隱約牽連著我初始的提問。然而，這個發現的基礎仍是個人直覺多於當時收集到的材料資訊。我只摸到一個模糊的線頭，而線的後面會是什麼？會是更多的線頭嗎？這一切能否回答我進田野前的不安與困惑？

　　再次回到田野之前，我決定擱置先前一直緊抓的自殺課題，退回到碼頭工人的生活現場，拉住暑期田野時在混亂中所摸到的那個線頭，盼望我這局外人能獲得他們的允許，而得以嘗試探見與理解其生命世界。於是，二○一○年我帶著修改過的研究計畫重返基隆，住進碼頭工人的家屋，跟隨著二十多位報導人在不同的時間、空間與關係裡跑進跑出——碼頭、候工室、茶店仔、海岸、小吃店／攤、船艙（包含貨櫃船與散裝船）、住家、貨櫃車……，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去哪我就跟著去哪。

　　除了接續前一年暑期田野時的提問，這趟我更加專注地去聽、去問。當他（們）那樣說時，真切想要表達的是什麼？什麼是沒有說出來的？為什麼不說？或者，他（們）對誰說？不對誰說？除了記錄他（們）去了哪裡、和誰一起，也想知道他（們）不去哪裡？和不同的誰去哪些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他（們）做什麼相同或不同的事？說著什麼樣的話？還有，如果生活出現過變化，那是什麼？變化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他（們）如何經驗變化？另外，眼前這個男人，他只是他，或者他是他們？他（們）會對我說什麼？不說什麼？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裡，他（們）說的話會不會有所不同？

　　現在，妳／你所看到的這本民族誌，即是那前後總計短短不到一年裡，我在那個地方拉著幾個線頭所接連遭逢到的經驗，以及記錄下來的事。

　　研究結束、完成民族誌的書寫之後，我回頭想，在追著他們跑的那八個月裡，自己之所以能被給予某個位置、獲得同意聽見某些話、碰上所遇見的各樣情景，部分原因可能是我長年諮商工作所馴化出「聽」的性格，但我私自以為，一個已屆中年的女性「老」研究生的角色與氣息，或許才是我被接納進入他們生命世界的主要原因。關於這一點，等妳／你讀完這本民族誌，肯定就能更理解為什麼我會這樣猜想。

　　永遠的田野魂

　　在完成一個人類學的學位之後，表面上我和以前一樣，仍奔波於各種訓練講座或諮商現場，看似沒有任何的改變發生，但實際上改變已以另一種型態發生且延續了下來。那八個多月的基隆田野、那群碼頭上的工人，不只讓我清楚理出自己原本不安與困惑的來龍去脈，還讓我另外長出了焦急和憤怒。這兩種新的心境，是壞事也是好事。於我個人的心理狀態而言，它們傷身也傷神；但就我個人的整體來看，它們卻生成了力量與實踐的自動轉軸。

　　在那之後，無論奔跑於或大或小的各種工作場合，我的諮商師身分和角色都包覆著二○○九年甫新生的田野魂。儘管我因心繫社工伙伴還在前線奮戰，而不願立刻離開現有的工作，但我已偷出部分時間去做諮商之外、能回應不安與困惑的其他事，像是這本民族誌的出版，或是離開城市到鄉裡開了家書舖。這些「其他事」，全然是延續之前的田野，且試圖為持續至今的不安與困惑、焦急與憤怒，所做的改變和行動。我不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但肯定還有更多的「其他事」會再延展出來。

　　最後，一定要說的是，雖然那群基隆碼頭上的工人朋友，大多很有義氣地要我放手去寫，但作為田野工作者有責任避開這本民族誌可能為他們帶來的困擾。因此，民族誌中的所有人名都是我另取的，並在權衡不致讓民族誌失真與保護報導人的情況下，也修改了足以辨識出他們身分的個人資料。此外，我所收集到的田野語料大部分都是臺語，但基於考量不同語言族群的閱讀需要，在盡可能保留原意的前提下，我轉譯為大多數人較為熟悉的中文。

　　衷心期盼，這群不得不暫時被我遮蓋姓名和面孔的碼頭工人，他們在這裡所真實展露的生命世界，也能讓妳／你從中獲致啟發、汲取力量。